陶本藻
武汉大学测绘学院教授
年逾耄耋,陶本藻教授最骄傲的事有二:一是学测绘,二是做教师。“我不羡慕别人赚钱多,”他乐呵呵地说,“那么多年,我真心觉得这个职业神圣而且光荣。”
“你要理解学生”
“您就是陶本藻老师?”某场于台湾举行的学术会议前夕,刚刚在签到台写下名字的陶本藻几乎被参会的研究生们包围起来。
他不禁问对方如何知道自己,对方欣然答道,因为陶老师写的平差教材人手一本,大家都有学过。
对于一位未曾在台湾授过课的大陆教授来说,这段被异乡学子热情欢迎的经历一直让陶本藻非常开心。在他看来,被学生惦念,就是给予教师的最好回报。
陶本藻从来不是威严到难以接近的那种“大教授”。他有一张颇具福相的脸,尽管在测量平差领域声名赫奕,待人的形象却尤为可亲可爱。与晚辈相处时,他不是“老板”也不是“老父亲”。许多学生眼中,他不仅有学问,更是一位善于倾听并乐于相帮的好朋友。
用陶本藻自己的话来讲,“你要理解学生。”为此,他善于发现学生的闪光点,也愿意包容年轻人不涉原则的种种“调皮”。
上课时,有学生常年坐第一排,他便专门问来姓名,留着心多多表扬,重点培养。课堂外,他旗帜鲜明地支持校园恋爱,用一句“大学时候不谈恋爱,什么时候谈恋爱”促成了许多佳侣。
一会儿是主动出击的伯乐,一会儿又是牵线搭桥的月老,总想着“要对学生好”的他深刻留在了许多学生的成长记忆里,因此也时常收到各类邀约。有的人退休后从此门可罗雀,有的人依旧宾客盈门,陶本藻无疑是后者。
有一次,陶本藻接到一个来自远方的电话,一位退休的越南老教授作为代表邀请他与家人到河内一游。问了原委方知,电话的另一头,竟然是陶本藻在上世纪50年代末教过的留学生的之一。
彼时,负责上平差课的他几乎每天晚上都去留学生宿舍进行义务补课,一来二去坚持整整5年,每个越南留学生都与他“混”得很熟。没有想到,正是这份未曾计较的付出,换来了跨越国界的长久友谊。
“得来的尊重就是对你教师工作的回报。”陶本藻说,他的一生,为此而知足。
“要做好一个老师,
首先要以身作则”
在讲台站了接近一个甲子,陶本藻恪守着上课的仪式感:即便内容熟稔到脱口即出,也定要提前备课;即便生病疲累到心跳如雷,也绝不迟到早退。对学生并不严厉的他,对自己,却有着数十年如一日的严格。
“要做好一个教师,就要以身作则,自己带头,做好榜样。”在陶本藻的记忆里,他曾经的老师们也曾如此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自己。
60多年以前,初出茅庐的陶本藻被带去测绘学会开会。他与同龄的伙伴头一次近距离见到时任武测(前武汉测量与制图学院)院长的夏坚白,每个人都颇有见到大人物的紧张,“规规矩矩,一句话也不敢说”。
然而夏坚白并没有高高在上的架子。有一次,学术刊物上发表了篇争议颇大的文章,甚至把夏老直接引来了陶本藻的跟前。一边,陶本藻还在心想“这么大家伙,怎么到我这里来了”,另一边,夏坚白已经客客气气地请教起意见,“你帮我个忙,看看这个文章到底该怎么评价?”
这样的耳濡目染塑造了身为教师的陶本藻。每当讲到传承,他也一定会提起周江文。
陶本藻初执教鞭时,是周江文的助手。对待陶本藻,周江文以同事的身份相待,却也如导师一般帮衬提携了许多。种种事例中,最为经典的,是那个有关算例的故事。
周江文要在领域内的权威刊物《测绘学报》发文章,请陶本藻算了一个算例。就因为这“只花了几分钟”的小小贡献,周江文在两篇文章上都署上了陶本藻的名字。
这件事,让后来成为系主任的陶本藻专门在系里定下了有关成果署名的规矩——如果学生有贡献,就应该给署名,如果老师没出力,就不应该挂上自己。他说周江文让他明白,身为教师,要为学生而不为自己,“我看到学生成绩好就非常高兴,”陶本藻说,教师应该将学生推上前台,“就是要培养学生超过自己。”
“只搞研究不行”
高等教育阶段,研究者同时也是教师,但陶本藻说,立足育人本位,“只搞研究不行”。他推崇像崔希璋一样将最新的研究成果融入到课堂教学之中,也支持让一群尤其擅长教学,却未必有突出科研贡献的教师专心于此。
他发觉,现在写教材的教师越来越少了。“大家都去写专著,但是教材也是很重要的。”他对当下的某些现象义愤填膺:“本来你是要为国家培养人才,怎么能只为了自己评职称、拿荣誉考虑,做很多项目,却不好好去带学生?”他无法接受诸如此类的取向,“教学是第一位的,我们还是要把教育质量提上去。”
为此,在担任系主任期间,陶本藻也提出过一些议案,比如,让一部分教师专职于教学工作,给予副教授的职称,不再做科研。事实上,随着类似的学校教学改革政策不断涌现,他的部分理念正在逐渐成为现实。
但陶本藻并非是说学者不该做好研究。他同时也观察到,在测量相关技术飞速迭代的当下,“吃老本”的教师很快就会对新技术感到陌生,无法再将前沿知识分享给学生。
“2000年以前,新的理论都是学校在搞,搞出来了去给外面做报告。现在有点要反过来了,最新的东西学校里反而弄不清楚。”为了改变这样的局面,他强调要加快推进相关改革的进程,“老去讲老的那些东西怎么行呢?还是要把新的成果呈现在课堂教学里面。”